发布日期：2025-05-29 来源: 网络 阅读量（）
中国当代建筑与媒体的互动影响是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当代建筑发展走向与历史脉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本期以中国当代建筑媒体实践为基础，多维度讨论中国当代建筑与专业媒体的互动关系，剖析中国当代建筑近40年来在不同媒介形式演替与交织下形成的核心场域与外部场域、内部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
邓小骅、支文军通过引入场域理论，梳理了建筑媒体场域的演进历程，解析了中国当代建筑与媒体的互动图景。金秋野、张屹峰从理论、教学、实践三个方面，回顾了中国专业建筑媒体在建构理论本土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杨宇振从三个不同维度探讨了当下学术期刊的状态与问题，探析学术研究中“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和高等教育机构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困境。李凌燕、杨实权基于媒介技术可供性视角，从空间特性、实践样态与生态构建等递进层次，探索新兴空间媒介引发的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新特征。刘亦师简述了中国建筑学会在改革开放前主导的对外建筑交流活动之大貌，并聚焦考察《建筑学报》。李晓峰、方盈以建筑学专业期刊《新建筑》为例，回溯前辈办刊历程中的学术追求和学科责任，梳理其与学科发展的密切关联，以及期刊相关工作对学科发展和中国建筑学术交流的贡献。
新兴空间媒介作为促发性技术因素与新型社会结构性力量，浸润至建筑与社会其他领域关系的长期结构转型中，激发出“人—空间—社会”之间崭新的关系互动与作用方式，广泛地改变了建筑创作语境，并深刻反作用于建筑创作与空间内涵认知，在当下形成了诸多值得关注的建筑实践新趋向。文章基于媒介技术可供性视角，从空间特性、实践样态与生态构建等递进层次，探索新兴空间媒介引发的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新特征，以此激发当下建筑学术与实践的相关思考。
引文格式：李凌燕，杨实权．新兴空间媒介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特征初探：基于媒介“可供性”视角[J]．时代建筑，2024（6）：28-33．
“万物皆媒”语境下，媒介与城市建筑空间的深度共融、相互塑造已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特别是近十余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超级移动终端，实现了社交网络互动、空间移动定位计算、平台实时共享等技术功能融合，成为互联网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兴空间媒介。①
[1]，创造出新的“社会操作系统”，使我们处于由计算设备主导和定义的空间环境中。无论是城市中可互动的建筑立面大屏，或是智能建筑中响应系统的植入，或是共享电子地图中的行为共享，大量的在线和网络数据正在成为空间层次、体验和景观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网红建筑”“奇景建筑”（architectural spectacle）、“媒体建筑”等甚嚣尘上，成为建筑生命展开的新途径。[2]空间媒介正在微妙地将人、空间和社会联结在一起，积极塑造着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层次，②不断颠覆我们的传统空间感知模式，并逐步展现出对中国当代建筑空间内涵、创作模式及场域生态的实质性影响。要系统认知和理解新兴空间媒介对于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的影响，就不能忽视空间媒介生成和运作所依赖的技术与社会条件，需要在媒介技术与文化的互动结构和动态视野中，揭示新兴空间媒介对于建筑实践特征、组织方式和运作机理的影响。展开全文
理解新兴空间媒介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实践的影响，实质是理解新兴空间媒介依托自身技术特质与建筑实践场域的适配性问题。媒介“可供性”（affordance）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不同的技术拥有不同的可供性，媒介“可供性”既是“与既定技术结构一同形成的社会结构”，也是“能够改变传播实践”的客观性能，
③强调特定技术/物如何为用户提供特定的功能，以塑造特定的社会结构。④美国学者李伏诺（Leah A. Lievrouw）进一步延续了“可供性”研究路径，提出了“中介”（mediation）模型，强调与“媒介可供性”特性相匹配的三个观察维度——动态勾连技术物/再配置（artifact/reconfiguration）、实践/再中介（practices/ remediation），和社会归置/再型构（social arrangements/ reformation），以此更明确地解释技术工具、人类行动和社会/文化型构的交互与相互塑造。
沿着媒介技术可供性视角，检视“新兴空间媒介”对当代中国建筑实践场域构型的影响，我们不仅关注其在传统物理空间中赋予信息运载和传递的新功能，更关注新兴空间媒介对于新的空间关系、实践网络和生态条件的创造，以及由此延展出的城市建筑场域不同维度新的“可见性”⑤
⑥。空间媒介依托自身技术“可供性”特质是否具有对建筑实践进行反制的潜能，空间认知与建筑实践又是如何通过空间媒介得以重建，要更明确地探索新兴空间媒介、当代中国建筑实践和建筑文化生态型构之间的交互与相互塑造，我们或许可以沿着空间媒介对“空间”的技术性重构与配置、空间实践的再中介，以及专业场域的再构型这一渐进式路径，尝试对新兴空间媒介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特征进行梳理。2 “空间”再配置：计算与社交感知
长期以来，网络媒体空间往往被视为映射到物理位置的功能和访问的附加层， 6 而这种观念在当下已经被彻底改变。由于新兴空间媒介技术实现了空间定位与实时计算功能，支持基于数据驱动的大规模定制，使用者行为与社交网络信息可以伴随式嵌入、持续连接，此时计算设备、代码、软件、位置数据和社交信息等成为空间的共同组成部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传统界限被模糊了。空间媒介技术可供性激发了“媒介—人—空间—社会”的即时交互性联结，与传统建筑学“空间”的定义不同，此时的“空间”由原来单一静态的空间形态转变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具有高感知度、强链接潜力与复杂界面交互价值的“媒介－空间”复合体。更通俗地说，随着智能建筑的发展、物理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信息和控制系统的使用等，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城市空间的配置、建设和管理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建筑空间实践的核心概念基础，革新了空间与媒介的关系。空间不仅仅是事情发生的容器， 它正在微妙地演化为将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并积极塑造着社会关系和实践。因此，空间被纳入了 “关系” 的范畴中进行检视。
新兴空间媒介支持的空间信息众包生产和提供的海量时空数据，使得微观个体空间实践轨迹和群体空间使用特征均可被感知、测量和展现，空间实践效果的“黑匣子”被颠覆。空间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渠道，更成为具有认识论潜力的当代建筑实践辅助性工具，这无疑更新了当代建筑实践中专业人士对于空间的认知路径和实践方法。如何与传统围绕稳定化、制图式的空间要素展开的专业实践模式脱钩，探索与新兴媒介技术和社会系统开放性相匹配的崭新工作方法，成为当下中国建筑实践遭遇的新命题。
新兴空间媒介的应用和普及带来了一场屏幕碎裂革命：从应用地点位置数据的智能手机到位于城市中心的LED屏幕，新兴空间媒介提供了沉浸式观看结构和场景碎片化传播方式，在设备、界面与机制的三重坐标下，屏幕不仅正在构建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审美与认知的崭新框架和概念内涵，更试图阻碍自律性主体的构建，模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并且强化图像的意识形态控制力，以无处不在的视觉化“扫荡”一切领域和传统规则。同时，基于空间的、打卡以及位置与社交媒介中的分享与传播，成为当下人们进行建筑空间实践的重要方式。此种情形下，可见性与注意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体两面，流量成为“可见性”的重要屏障。
与传统建筑实践中注重物理空间的“三维”体验不同，空间媒介通过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社交实践相结合的技术特性，为空间信息流转提供了庞大的空间内容生产与共享众包平台。以高转发、高点赞激发大流量的媒介传播逻辑，造就了空间体验扁平化、符号化的新形式：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且更适合置入电脑、手机屏幕或者社交网站的建筑“二维”图像，抑或同一建筑最适应屏幕大小和需求的某个布景式视角，BB视讯官方入口更容易在传播中获得可见性和注意力。当媒介具有赋予建筑公共可见性的权力，成为公众建筑审美培育与心理调适的重要中介，就不可避免地对当代建筑专业实践产生影响：空间的实体化建构逻辑开始被图像生产逻辑颠覆，
“催生了一些被建筑同行非议为‘为图像而图像’、不管专业基本功（如美颜影像看不到的材料交接、构造处理、细致功能等）的劣质建筑”
，进而更为深远地改变着建筑创作的实践生态。4 生态再构型：公共协商与身份适应
新兴空间媒介可视为带有空间定位技术的社交媒体带来“交流即时性、交互感、临场化”的全新媒介可供性。由此，普通公众拥有了定义他人可见性的权力，成为可见性的组织者、赋予者。这一媒介可见性的更新，意味着更大范围公共性与协商性的获得。这与建筑批评“要在社会的现实层面上运作，意义要向专业和公共两个层次敞开”
有较强的逻辑一致性，为当代中国建筑批评面向公共领域的开拓与搭接提供了全新的契机。近年来，“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和“三联人文城市奖”等兼具专业性和传播性的建筑批评活动的出现，及其受到的广泛关注，正是社交媒介语境下建筑批评公共性回归的典型案例。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自2010年至2023年已连续举办了14届。该评选始终坚持网络组织发起、非官方主办、社会征集提名、公众投票参与、专家评审把关等原则，周期长，牵涉地域广泛，吸引了多元行动者参与。依托网络媒介技术构建的新型“公共空间”和社交媒体对于图像与“奇观”的传播偏好，中国当代40余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中指数级的建筑创作成果，被置于公共场域中接受审视。普通人也成为建筑可见性的赋予者，将对中国当代建筑的关注视野从专业媒体聚光灯下建筑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作品，转向那些参差不齐但数量庞大的“沉默的大多数”。经由社交媒介对于“丑陋建筑”碎片化重构式的空间叙事，极富差异性的中国当代建筑实践得以展现。脱离于主流媒体能见度之外的当代中国建筑实践对于自然和人文环境造成复杂、深远破坏的案例，隐匿在“丑陋建筑”乱象背后的建筑实践价值观与普适性公共价值内涵的错位，特别是话语权力配置不均、社会制控机制失衡及其导致的空间正义性偏离等深层问题，都得以凸显出来。[7]
与此同时，借助社交媒体可供性为建筑批评可见性赋权，公众拥有更具优势的建筑审丑“申辩话语权”和“评判话语权”，改善了自我在建筑批评传播中的“缺位”状态。对于建筑的公共讨论也脱离专业范畴，指向对塑造建筑空间具有更大决策权的社会制控过程。在2020年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中，恒大“莲花”足球场在被列入候选榜单之后，业主和设计者充分重视和回应了广大公众意见，修改了足球场设计方案，及时平息了一场网络舆情。这也充分展示了千百条建筑批评“微话语”汇聚在一起，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所具有的振聋发聩的力量，展现了社交媒介“可见性”重塑建筑批评的社会认同与协商机制的可能性。建筑批评专业群体则借助“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事件这一窗口，谋求建筑批评的公开展露，积极吸纳社会意见进入专业场域，也试图通过自我评述来重申“建筑批评正统”，在谐谑中构建严肃的批评路径，努力形成全新的批评关系网络。这种经由社交媒介促成的广泛协商，为树立和谐共生时代“面向公众、深入协调、求索最大公约数”的建筑营造方向和建筑批评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的同时意味着遮蔽，正如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说的“我用眼睛看却看不见我的眼睛”。在社交媒体平台，权威意见领袖等多元节点依旧把持着在“可见性”赋权的潜力与深度。社交媒介带来的对于建筑批评的“浅表化”和“娱乐性”的趋向，仍然值得警惕。近年来“三联人文城市奖”作为中国首个面向公众的建筑城市评奖，在借助社交媒体的同时，也在积极尝试以建筑和城市设计界的专业人士与文学、哲学、历史和艺术等跨领域的权威人士为意见领袖，跨越建筑尺度的界限、跨越建筑物理空间的界限，也跨越建筑师专业领域的界限，在“公共性”与“专业性”中取得平衡。
新兴社交媒介不仅仅作为渠道传递信息，更是作为垄断性数字平台的参与关系和行为塑造。正如荷兰学者托伊恩·范·迪克（Teun A. van Dijk）所认为的，它不是简单的技术产品，而是由硬件基础设施支持，由数据（通常由用户生成）驱动、由算法协调，作为一种技术产品整体嵌入社会，成为跨文化传播交流的新型基础设施。国际社交媒体通过时空压缩，形成更为广泛的连接性和中介性，具有重组和超越既有传播形态的能力，进而重塑国际传播信息边界形态，并引发跨文化传播生态的重大变迁，
为中国当代建筑的跨文化融入提供了新的发生场所，引发了中国当代建筑跨文化传播活动发生关键转向，并呈现出诸多的新特质。
4.2.1 日常叙事与“他者”视阈在国际社交媒体语境中，中国建筑的跨文化传播不再仅仅与国家战略、官方媒体关联，而成为与媒体受众的日常社会交往时刻相伴的常态，信息和数据的大范围跨文化互联时刻都在发生。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的关注和讨论，也不局限在预算庞大的国家、民族宏观叙事“成品”之中，而是下沉到更具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层面。
2019年上半年，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发布了一段由波兰空间规划师卡米尔·奥诺斯科（Kamil Onoszko）制作的40秒延时视频，记录了2015年9月至2019年2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及其六翼航站楼的建设过程。这段以“他者”为视角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展示了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建筑的新形象。2023年，依托Tiktok等国际社交媒介平台，中国基建火热出圈。TikTok上话题词“中国的桥”阅读量一路飙升，已突破千万级的浏览量。2024年，“China travel”在国际社交平台爆火。其中，外国博主“保保熊”在中国旅行途中拍摄的短视频在网络走红， “City不City啊？”接连登上抖音等社交媒体热榜，“老外看中国基建”系列作品层出不穷。
3.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发布的由波兰空间规划师卡米尔·奥诺斯科制作、记录下的2015年9月至2019年2月北京大兴机场建设过程
以海外普通人视角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建筑的记录与传播，将个体与城市的交互从物理空间层面的感官互动剥离，形成了一种基于交流互动的认知脱域景观。同时，亲身经历与个体体验是真实地“用事实说话”，摆脱了一般舆论领袖与大众媒介深受资本操纵的质疑，塑造出以往跨文化传播中较为缺失的基于“他者”视角的中国当代建筑的日常形象。这也意味着在国际社交媒体中，中国当代建筑形象的参照体系更复杂，其形成的群体认知和想象被限定在技术感知下的群体区隔和强化范围之内。
国际社交媒体庞大异质化的用户基础，即时参与性、复向传播性、对话性和圈子性等新的媒介可供性特征，为当代中国建筑的跨文化对话和传播构建了复杂、重叠的传播网络，打破了传统媒体赋予的等级森严、单向度互动的交流模式，提供了更多元的跨文化传播尺度共融、情感认同新机制。这为探索当代中国建筑跨文化传播中的编码和解码的问题、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问题、文化折扣问题，以及中国建筑认知调试和身份协商问题等创造了新契机。
从笔者对国际社交媒体中对中国当代建筑的认知与讨论的研究来看，中国当代建筑的身份认知在高频率的异质文化主体交流媒介协商机制作用下，更多是被放置在与亚洲特定区域和相邻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形成的，这也贡献了我们认知中国当代建筑身份的一个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崭新框架。以YouTube为例，亚洲地理位置上临近的国家或地区，如印度、韩国、日本、越南等，由于与中国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理解中国当代建筑形象的基础。如在“中国建筑”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会出现许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用户对中国建筑发表自己的见解，或对中国建筑相关内容进行再创作和二次传播。由此可见，国际社交媒体中的受众对中国当代建筑的认知，更多是以较长时空范畴内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原初认知为基础，通过引入熟悉的“他者”并将其作为衡量中国特性、价值和地位的参照，在共时、跨域的交流中完成文化搭接与认知。依托不同社交媒体的全球分布，中国当代建筑的宏观文化版图以及“他者”视角下对中国当代建筑内容的偏好得以充分展现，这是传统媒体难以揭示的面向。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平台化”媒介与方法，国际社交媒体所提供的高度聚合、庞杂多元的社会传播关系网络，激发了更加频繁、紧密的当代中国建筑跨文化对话与争论，孵化了更加隐匿和多元的跨文化传播者，将中国建筑跨文化传播的主体从传统大众媒体、专业精英人士扩散到一般大众。同时，国际社交媒体通过赋予基于用户参与的个体多元传播主体以权力，实现了与传统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传统脱嵌的虚拟化、网络化人际交流，成为中国建筑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态。它技术性地重塑了以往跨文化交流的“共时性”与“共见性”，并重构了其“知识生产”的范式与线]
[10]实现频繁的跨文化身份协商与情感交流，一种杂糅的文化身份认同完全有可能在虚拟社区的“感召”之下出现。这可以有效克服中国当代建筑在跨文化调试中的心理壁垒和印象障碍，有助于提升中国当代建筑传播的认同感、覆盖率、亲和性和黏合度。5 结语依托特有的技术可供性，新兴空间媒介对于作为技术传导社会末端载体的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的影响，在当下仅展现出不同层级点状、不连续的样态。由于研究视域与篇幅制约，本文仅重点关注了新兴空间媒介作为技术链接、实践中介、权力供给、身份认同与建筑实践生态培育等方面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独立的“制度性要素”和重要的结构性力量，新兴空间媒介在快速革新中不断启发崭新的空间实践尺度与场景，将持续挑战既有建筑实践模式及其场域特质，新兴空间媒介与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的复杂互动，亦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观察与审思。这对于我们整体性考察媒介社会语境下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语境嵌入、特征演变与模式重塑等机制作用，改善与提升中国当代建筑创作生态，均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① 本文提到的“新兴空间媒介”，BB视讯官方入口沿用克莱普顿（Jeremy W. Crampton）的观点，指的是具备空间定位功能的新技术物件（包括硬件、软件和编程技术），以及伴随这些技术的参与实践所生成的新地理信息内容（如地理信息的志愿性生产）。详见：Crampton J W. Cartography: Maps 2.0[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 (1): 91-100.在文中包含“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社交媒体网络+数字空间媒介”等相互融合作用的多种媒体形态。
⑤ 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认为媒介的核心并非信息本身，而是显示或隐藏，即媒介“可见性”（visibility）的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路径，“可见性”关注媒介技术所激发的，对社会、个人的形塑功能，且尤为关注使“可见”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当下高度媒介化社会语境中，媒介“可见性”更是等同于“公共性”。在本文中，作者关注由于新兴空间媒介的技术可供性促使城市建筑场域向公众打开，引发了新的可见性与公共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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